一、案件概述
    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许宗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许宗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鉴于许宗衡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二、案件分析
    （一）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
    无论发生在哪个层次、哪个领域、以哪种手段为凭借的权力腐败行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形成，这是我国权力腐败的突出特征之一。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任何政府都可能腐化，所以分权、制衡和正当程序原理就是极为有效的防腐剂。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法治主义对权力滥用的治理，是依靠法的支配原理，行政程序法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权力的过分崇尚和追求。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崇尚权力，如社会上一些人绞尽脑汁地追逐权力，跑官、要官、买官；对当权者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讨好巴结，表现出极大的羡慕；对通过不正当途径窃取权力者不觉可耻反而认为是“有头脑、有能耐”等等。
    （二）权力腐败的主要内容为寻租和造租
    “寻租”是我国目前腐败行为的现实特征之一，“它是经济主体为了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资源所寻求的政府庇护，目的是保证寻租者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或防止他人的侵犯。”
    通过权力的介入，寻租和权力所有者双方各得其所，“互惠互利”。其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产生权力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于寻租，更具破坏性的是有人不断“造租”。许多造租方案打着改革开放、搞活市场、转变职能的旗号出台，其实质就是权力商品化、腐败合法化、不正之风制度化。因此。其危害性更大。我国腐败的控制现状一是腐败总量巨大，影响严重，社会承受能力受到严峻考验。
    （三）权力腐败的主客体趋势向的法人化与集团
    从制度运作上看，表现为体制内的结构化，官僚群体形成为一个本身具有特殊利益诉求的集团。从交往上看，表现为行为模式的结构化，行为具有固定的程序和规律。
    上述案件中，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致国家以及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严重的败坏了社会风气。
    （四）权力腐败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
    行政权力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行政权力的异化，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种腐朽思想，投射在社会价值观上，就逐渐演变成为“有利可图，又为何不图”的投机想法。以这种观念为指导原则，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或职位，抓紧哪怕一刻的时机，捞取大量的不义之财，最后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五）权力腐败的新形势不断涌现
    由于以往的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发展，并往往穿着“合法”的外衣，腐败分子巧妙地利用党的现行制度，为其权力腐败服务，腐败类型从单一的权钱交易发展到复合的权钱、权色、权权交易，高官腐败行为不断涌现。
    从上述角度出发，可以说，权力腐败发生变异的危害极大：一是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制造干群矛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的根基；二是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由于腐败分子从中作梗，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不是走形就是变调，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和内在要求，吞噬劳动者辛勤创造的劳动成果，干扰政府的经济政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四是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巨大的毒害，污染社会风气，防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是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